《大道至简》的幕后故事(5):“愚公移山记”军事谋略篇

引子

上一节写的地理,这一节只讲策略。我自己读时,时时觉得《大道至简》一书写到末了,未见得有一篇古文精彩,只是这篇古文,愿细读的人并不太多罢了。

这篇军事谋略,与工程全然无关。你可以把它当作做人、做事或者做事业的参考,对于做工程,却没有什么意义。

顺便说,我没有读完过“三十六计”,我自己也不并是什么高明之士。所以,这些策略高妙与否,并不重要,也无佐证。读的人自作自想去便好了。

1. 端木长出山第一策:藏器待时

京城宜见晋王把公输同关了起来,要问死罪,急急地跑回来求计于端木长。一方面,他说公输同获罪,是当年两家的老爷子没有阻拦工程实施而犯下的错。这被端木长一顿批驳,说先辈人这样决策,以及今天公输同判有罪,都是世局变化的缘故,因此不要妄议先人的得失。况且,端木一家早就把钱财分散了,而这个目的,正是为了今日能用上它。

京城宜一听当然高兴了,但还是没明白其中的端倪——当日藏钱与今日用钱,以及搭救公输同有什么关系呢?

端木氏藏钱之时,是为了避祸。谁都知道端木一家是靠着愚公挖山起的家,而且也是愚公家族的支持者。话说树大招风,等到愚公一家有祸时,端木一族必然大受牵连。追根求底地查起来,要挖路的、要扩建的,还都是端木氏的肇因,同愚公一样定个死罪,也不为过。但反过来,如果端木一家无钱无权无势,等到公输同都封了大官了,端木家却只留下了吃饭的家底儿,估计也就没人来找事了。因此端木氏将钱财分散到各地,从而“富而不显”,是为避祸。明知大祸将至,明哲而保身,谋定而后动,至少算个聪明人。

而接下来,端木长又说藏这钱是为了今天来救公输一家,这救又是什么救法呢?是晋王下令要杀,你送上金银人家也不稀罕,说不定还招来罪祸。因此钱尽管是要用在救公输同身上的,却不是行贿受贿这样简单。固而这时端木长开始在冀、鲁、燕、齐这些藏钱的地方奔走,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。

端木长还在等待一个时机。什么时机呢,也就是“(晋)王三伐广野,未果”——晋王数次发兵去征讨广野,却搞不定,这才是端木长要的机会。这个机会有什么特点呢?首先这时晋王的锐气受挫,急需解决广野的问题,因此听得进良言;再则数伐广野,军需财力都噬待补充。这种情况下,端木长赠金资军,才有价值,也才最为有利。

即使如此,端木长也不能送去十车黄金、三军之甲,然后就说:“晋王,你放了公输同罢。你若不放,我这些东西就不送了。”换作商业经济的社会,或许还行得通。但放在那个时代,这种逼宫的事,是做不得的。果然,当端木长献上黄金、甲胄,紧接着说“公输一家不是存心通敌,希望能宽恕他”的时候,晋王只消一句“你就不怕我也责你通敌吗”,就几乎将端木长陷入死局。

这时,我们才看到端木长藏金的真实价值。端木长说:“如果我通敌,那么我又何必来资助晋国的军队呢?”这一步最取巧的地方在于:现在晋国打了败仗,我还来资助晋国,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是在通敌呀。——退一步来讲,如果端木长在晋国打败仗之前就拿出来些东西来,就未见得有这个效果了。

这才是端木长“藏器待时”的真实目的。这个目的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先求保身。因为如果不能先洗脱自己的“通敌”之疑,那么还未能使公输同免罪,自己便要先被砍头了。所以端木家的黄金,其实并不是直接用来救公输同,而是先用来正言正身的。

果然,晋王神情稍见缓和(意稍懈)。

2. 端木长出山第二策:授人台阶

三十六计里都是制胜之策,或是败中求胜,或是取势求胜,但是没有一个法子让别人占得便宜自己又不吃亏。

这看来起是兵家之忌。因为打仗嘛,总是趋利的,哪能便宜了别人。但如果你让端木长用三十六计的法子跟晋王干仗(如果那会儿有这三十六计的话),最终掉了脑袋的一定是端木长。因为晋王就是晋王,跟晋王谋利,可以称勇,但未见得是智。

我们看看端木长“正言正身”后又是怎么干的。他先用了“自相矛盾”这个故事,来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冲突,并不是事物本身导致的,而是出自参与者的主观判断或假设。因为矛、盾自已并不相攻,是你自己要让他们相互击打,这才成了解不开的问题。端木长据此推论出“广野者,取道而伐,据关而守,若守若攻,唯在王尔”。也就是说,广野挖开了,也可以是有利(于晋国讨伐别国)的。但这个有利与无利,全在于晋王对这件事的判定或者假设。

接着,端木长又设下了一个陷井。他说:大王今天因为他而烦恼,明天则可能因为他而欢喜。那么如果你今天杀了公输同,今后又怎么来奖赏他呢?换而言之,如果你以自已的喜忧来论赏罚,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了。

这个陷井有两个目的。一方面看晋王如何解决这个反诘,另一方面则给晋王留下了一个台阶。这个台阶是:如果你放了公输同,反倒会是一个不以喜忧论赏罚的明君。

显然,这种局面下晋王放了公输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,晋王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因为他其实也发现了端木长的论辩中的问题:如果不以当下之事来论得失,那么就无所谓得失了;如果不以当下之事来论赏罚,那就没法论赏罚了。——很显然,看起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,但如果这样治国,那么杀人者也可以无罪:安知被杀者明日是否犯下更大的罪恶?

所以晋王就只问了一句:不审察于此时此事,那么刑法又有什么用呢?又或者此时没有战争,那么甲胄的作用就不存在了吗?

显然,晋王并不想顺着端木长给他的那个“不以喜忧论赏罚的明君”的台阶下来。因为顺着那个台阶下来,他反倒是做了一个被人忽悠的傻子。晋王抬出法典,意在说法典便用来治“此时之罪”,便如同甲胄用来防“它时之敌”一样,不因为时效而度有无。

端木长这时说出来的话,便有些讨价还价的意思了。他说:那是你不会用,要不然让我来试试,如果我不拿甲胄就搞定敌人,那你也能不拿法典来治公输同的罪吗?——哈哈,话的意思是这样子,但端木长说话却是客气得多了。他说“惟在用法而已”,便先设了一个台阶,就象是说,法典是人制的,也是人用的,用得不同便效用不同。

这个台阶看起来好象没有开始那个台阶漂亮。但这也是一个台阶,它的第一重要之处在于,这时正好需要这个台阶:晋王急需解决广野的战争问题。第二重要之处,则在于这个台阶出现的位置,是在一个论辩的后面。就如同说我们在讨论问题,你总要给我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机会吧。这便成了晋王给端木长的一个机会。原本是端木长跟晋王讨价还价的事,换了一个场景,便可以看着晋王有胸襟气度,让端木长来证实他的观点。

所以事实上这个台阶比刚才那个台阶更高明。第一个台阶是给傻子的,第二个台阶则是给聪明人的;第一个台阶是给那个见眼前之利的,第二个台阶则是给谋治国之术的。

晋王是聪明人,杀个公输同有什么用呢?解决晋南的问题才是关键。公输同有可杀之罪,也有不杀之理,何况端木长不但给了“不杀之理”,还给了“不杀之利”。

于是,“王诺”。

3. 端木长出山第三策:借势谋子

我们刚才说的“授人台阶”,是造势之策,用在二者取利的场景里。但接下来端木长的问题是他还是一介草民,人轻言微,做事时必有所碍。而且,他要做的事是不以兵戎而弥战端,这个事用鼻子想也能想出来:是游说。但人家一国之君,三军之帅,岂能随便由你游说去了?

这话其实也不全对,因为那时也有一介草民跑去自荐,而后被委以重任的。但这取决于你要做的是什么事,端木长在这里要做的事(具体的事下一小节再讲),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政治身份。

端木长这次不再象前面准备黄金、甲胄那样秘密行事(无人知其事),他直接向晋王陈述说:“你在曲沃定都,是要镇守西边,而广野却象犄角一样远在东边。但你去东边讨伐广野,西边的虞、魏这些国家又来骚扰你,这是你不能取胜的根源。”这一番话一针见血,很见军事根基,我们前面花了一大堆文字来讲军事地理,其中一半便是为了说清楚这句话。简单的说,就是“左顾右盼”,所以打不胜。端木长这番推论的目的,是要推出一个结果:打不胜就先不要打。只有这个条件先成立了,他后面的“游说”才行得通。

晋王果然认可。接下来端木长的计谋,便是说在邘国的更东边有雍国,“与其交好,以共谋邘”,那么晋国就安全了。这里的关键,并不在于这个计策本身有多好,因为其实没有谁能一下子就听晋国的话,一起去打邘国,所以“游说得成不成”还很不好说。但“游说”则是必然的。

游说之势一旦形成,端木长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一个身份:使臣。在这一策上,端木长所谋的,未必是某个计谋得到晋王的许可,而是形成游说的形势,并合理的出使雍国。因为使臣是国与国交往的代表,使臣出面是代国而言事,这是至关重要的。

端木长借势谋子,所谋的不过是“使臣”的这个身份。那么这个身份又有什么用呢?

4. 端木长出山第四策:无中生有

而现在,端木长已经得到晋王的信任,他必然要找出个法子,来解决晋南的问题,否则是说破天也没用的。他面对的局面,是各各争利的战争;他能用的办法,不过是游说而已。

端木长游说雍国,看起来有点象政治上的“远交近攻”(也是三十六计之一),但事实上略有区别。因为端木长的主要目的,在于“衡势”。他并不打算交好于晋南,也不打算征讨晋南,他的目标只是使晋南的力量相对平衡,互相牵制或者消解,不来攻打晋国就好了。

端木长使雍去了,他代表是晋王的意思,他向雍王进言说:“跟我们一跟打邘国去吧,邘国好呀,有粮食有土地。”但雍王会答应吗?

其实雍王答应与不答应并没有关系,因为端木长真正要做的是“令京城宜往邘”。京城宜去邘国看来就没有用什么身份,因为这里说的是“往邘”而不是“使邘”。京城宜跑去跟邘王说:我从东边来啊,我看见雍国的人都热情高涨,等着你们跟晋国打仗,你们打疲了,雍国就好乘机来攻打邘国了。

注意这里京城宜没有什么身份,因此他就是一介草民。他不过是从东边(的雍国)路过,看到了这么一些现象,为邘国感到担忧,跑来通风报信来了——这看起来很合情合理。如果京城宜从晋国来,那么邘王就不免猜疑了。当然,即使如此,邘王也不会就信了这个草民的话。因此还是要打探的。果然,“未几,刺得晋人果欲助雍伐邘”。这里的“刺”,就是刺探。

所以,端木长出使雍国,要的并不是雍王答应攻打邘国;京城宜去报信,也不要让邘王真的相信。但是当邘王真的打探到一个晋的使臣已经在跟雍王谈联盟的事时,京城宜的假消息也就有了真的成份,而一旦邘王认为雍国要助晋国了,那么雍国也就非攻打邘国不可了。

端木长无中生有,促成了邘雍之隙。从此雍邘互制,瓦解了广野之盟的中坚力量。但是,原、苏等国还在一侧,他们还需要一个撤兵的理由。况且他们不撤兵,安知邘国会不会利用联盟的优势,先灭了雍,再举伐晋?

5. 端木长出山第五策:狐假虎威

端木长接下来要解决原、苏这些小国。他所倚仗的,却首先是地理条件。

我们前面讲地理的时候,已经把原、苏、单等国标在上面了。大家会发现这几个小国家都不远,事实上他们也都不大。但在它们更往南的地方,有一个重要地方,就是洛阳——图上只标了“孟津”,洛阳在其,相距仅13公里,比孟县到沁阳的距离还短2/3。

洛阳是当时周朝的东都,是用来安定东方地区的王城。原、苏、单这些小国其实都是东都王城的“畿内封国”,也就是王城所属领地内的封地。当王城有危险时,他们是要保护王城安定的。因此原、单这些地方,其实都封给了与周王朝为亲近的家族或王室——苏国却并不是王室内亲,而是降国,在原地上向天子称臣的。

这其中最至近的,就是这个单国。单国的封王是姬姓,也就是周朝天子的亲族,在数百年间、二十余世为官。在许多事务上,周天子也要听单公的劝谏。因此,单公之重任,便在于安定像苏国这些小国,以及镇守东都。所以“愚公移山记”中才说“(单)公辅天子以定王畿”,说他是安定王城的,这与史实相符。

显然,以单公的职责来讲,他是不希望王城周围打仗。因为打来打去,总会有一家坐大,有一家坐大就会危及王城。王城周边,最好就是些小国家,随时可奉天子令调遗。如果换成了象晋这样的大国,那么随时就有兵发王城,挟天子令诸候这样的事发生。

所以端木长出使单国,就说了一句“若晋兵决意向南,则必贻天子忧”。单公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。晋国不想往南方打仗,打胜了天子要怀疑;打败了自己又吃亏。所以端木长就说:广野的战局已经危害了晋国的利益了,我们如果真要打,到时候单公也没法子交待的。

单公既是重臣,既是留在这里守家园故土的,那么自然能得了天子之助。周天子令出,原、苏这些小国便也不敢在王城里征战不休了。

单之小国,兵不足以征,将不足以守。端木长出使单国,用的是王城安危的名义,要的是单公与周天子的关系。单公假天子之威,所以原、苏从此不敢再盟,也不敢再伐。广野的局势,就再无忧扰了。

6. 端木长出山第六策:以饵啖之

果然,广野安定下来。晋王大喜,便要赐端木长的官了。按理说,端木长解了广野之危,愚公的事情也就算有了着落,不必要费心了。

但端木长却说:“虞国和魏国的危险还在旁边,所以说现在不过是苟安一时罢了。”这里面还有一层问题:如果虞、魏主动来打晋国,又怎么能保证原、苏这些国家不借机在广野分一杯羹呢?今日有天子之威撑着,哪天局势乱了,晋南既不还是麻烦?所以端木长看得还是长远:晋南要安定,不能偏安一侧,而要解了“左顾右盼”的劣势才成。

当晋王再次求计时,端木长说了一句经典的话:“邘王性疑,予故制之以诡。而虞王短视,犹待以饵啖之。”这其实就象今天的心理分析一样,端木长一言道出了前面“无中生有”计诈邘王的本实:如果邘王不疑,那么那个计策就不会有什么效果。同时,他也道出了虞王的弱点:短视。他的策略是“对短视者,就用眼前之利来蒙蔽他”。

接下来端木长“潜使”京城宜去虞国。潜使的意思,就是暗中派京城宜去。这样一来,京城宜有受命,却没有身份。没身份有没身份的好处:京城宜反而变成了虞国请出的说客,要来游说晋王了。

这是怎么做到的呢?

京城宜先给虞王说:打晋国,对虞国来说是无利可图的。因为大家都要抢的地方,就难于长久占领。要想长久占领,就得有足够充沛的兵力。然而“虞无一师之兵”,也就是连几千人的军队都没有,可见虞国之弱小。这一点点兵力,打胜了的时候,守不住;打败了的时候,又抵挡不住晋的反攻。因此,战争对虞国来说,是不利的。

这里京城宜就利用到了虞王的短视。简单的说:虞国现在兵少将寡,但如果在战争中争取利益,扩大地盘,那还是有机会由小渐大的。虞王短视,也就没有这种开疆拓土的雄心,所以不这样想,也是自然。

接下来,京城宜又说:“你现在帮魏国打晋国,其实是拿钱去资助敌人,让他来打自己。”接来下,京城宜又解释到:“晋国在虞的北面,于南而言,虞就象晋的脚一样重要;虞国在魏的北面,于北而言,虞就象魏的咽喉一样危险。”这个解释利用了中国地理条件中的“北高南低”的特点,因此当国家处于北面的位置时,是宜于南下攻伐的。所以呢,当晋国要攻打魏国时,虞就是要塞;当魏国要打晋国时,虞就是险关。

那么形势自然就明朗了:晋国必然要保护虞,而魏国必然要除去虞。既然如此,虞国现在的所为,不就是帮着外敌打自家人吗?

这下虞王就慌乱了。于是,他听从了京城宜的计策:跟晋合好,以魏为敌。

这里的虞王还是短视。因为一旦魏为敌,那么虞岂不成了晋的先锋?如此,虞常有战损,何来发展?没有发展,何来南图。况且一旦晋得以休憩,刀兵南向之时,虞岂不又成了危及晋国都城的咽喉?几百年之后,虞王受了晋王的厚贿,让晋王借道去讨伐南方的虢国,然而在回来的时候,却被晋王顺道灭了国。这就是短视者的悲哀之处了。

这个故事,我也写到了这篇文章里。“借道伐虢”的典故,变成了端木长料事如神的佐证。然而真是端木长料事如神吗?端木长就说了一句话:虞王短视,犹待以饵啖之。

看得到眼前的饵,看不到饵后的钩,短视者之所见,方寸之广,毫厘之远。然而兵无常势,“势”的变化,短视者何能得知。故而虞王看不到变化带来的后果,一厢情愿地认为跟晋修好,晋便会庇护于他。在我这篇故事里,只过变成了帮助晋国戍边守南的一个庸国;而在真实的历史中,虞王被灭了国,变成了晋王的奴隶。

7. 上者用势

构思“愚公移山记”这篇古文时,我就知道端木长是整篇故事中最精彩的人物。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,以及怎么能把他写得精彩。我只是自顾自地去写。

写完这篇古文时,我发现我为他花去了1/2的笔墨,而且他的出现,使得一篇原本讨论工程的文字,在这里变成了军事与谋略。而我,却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

我的意思是,我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。

这篇古文定稿有半年了,我自己还在一再读它。京城氏所写的《观势》之十势,被我的一个同事经常念在嘴边。而我却一直在想,京城氏最后的一本书,却是《趋避》。势的用法,势的创生,却都是“趋避”二字可概含的么?

端木长站在一个运筹谋划的高度,他的眼界里并不是几车黄金的得失,也不是游说某国的成败,他看到的是局势随着他的运作而发生的变化。端木长时而进,时而退,显时国公将相也听从遣度,隐时行于各国而无人知其事。

我所见的端木方公,或借势,或造势,或顺势而为,皆是在势中取利。未见十势的形态,也未见趋势的法式,但端木方公总是游刃有余,尽在算中。

用势者,知势而用,知用而势。

这一节,写到这里的时候,我却是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。